《且听风吟》：村上春树，他还是从前那个少年

《且听风吟》是村上春树的第一部作品，很短，大概七万字。

这部处女作和之后的《1973年的弹子球》、《寻羊冒险记》合称为“青春三部曲”。

译者林少华在《寻羊冒险记》的译序里说，第一部《且听风吟》侧重于文体的创新，第二部《弹子球》为探索性过渡性的作品，第三部《寻羊》则转向情节经营，大大增强了故事性。这是从文体上来谈的。

如果从内容上来看，《且听风吟》将问题以散点的方式抛出，在《弹子球》里开始寻找问题的答案，逐渐收拢在物化的对象上，再到《寻羊》里以一个完整的寻找的故事，从某一个截面上给出答案。

问题是什么？疏离感、孤独感和虚无感，这些贯穿村上春树几乎所有作品的基调，在第一部书里就已经奠定了。

当然，相比村上之后的作品，《且听风吟》里的疏离和孤独感，远没有像《挪威的森林》那样具有结构性和层次感，故事性不强，观点的抛出也显得随意，这和村上写作这本处女作的方式也很像——每天夜里在厨房餐桌边喝啤酒边写，顶多写一个小时。

因此，《且听风吟》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更像一个弥漫着情思、意念、体验和思考的散文集，疏离感和孤独感，会突然地在某些字里行间冒出来。有时候很隐晦，有时候又很直白。

疏离感来自于距离感，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总是有一段无法跨越的距离。

“我们要力图认识的对象和实际认识的对象之间，总是横陈着一道深渊，无论用怎样长的尺都无法完全测量其深度。”

这种疏离感是肉体的亲密接触也无法弥合的，小说里的“我”曾和三个女孩睡觉，但当他试图回想三个女孩的面庞时，居然一个都记不清晰。

疏离感也来自于人和物的“易逝”。比如那个在大学图书馆认识的法文专业女生，次年她在网球场旁的一处杂木林里上吊死了，尸体直到开学才被发现，整整在风中摇摆了两个星期。

人易逝，物易逝，“一切都将一去杳然，任何人都无法将其捕获。我们便是这样活着。”这是村上向菲茨杰拉德的致敬，一如《了不起的盖茨比》那脍炙人口的结尾：“我们努力向前划，逆流而上的小舟，不停地被浪潮推回到过去。”

疏离感还来自于沟通的局限性。说出来的话没法准确表达自己的心意，他人接受到的信息和你想表达的内容又大不相同，这就是沟通的困境。

书里的“我”曾尝试将一切都换算成数值的做法去向别人传达什么，并且深信只要有什么东西向别人传达，“我”便可以确确实实地存在。

不出意料的，“我”失败了。这种失败不仅是沟通的失败，而且波及到了对自己“存在”的确认，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虚无主义。

这就是村上春树抛出的问题：如果沟通是失效的，那么，相互理解一定是“宿命式”的不可能，因此，人、人生，在本质上一定是孤独的。从孤独的牢笼里，到哪里去找用来对抗虚无的“存在”的意义？

这个问题，在村上春树大部分的作品里都会出现，这是一种“村上式”的氛围。虽然大江健三郎、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们的作品里也有类似的虚无感，但各有各的味道。

川端康成的氛围是缠绵、咏叹的，大江健三郎是凝重、迟滞的，三岛由纪夫是执着、自恋的。村上春树的氛围则是散逸、清新的。

他们对抗虚无主义的态度也是不同的。川端康成以“超然”的姿态对抗虚无，大江健三郎以崩溃来消解虚无，再重构“存在”的意义，三岛由纪夫以唯美的诠释来暖化虚无，村上春树则选择不直接解决虚无的问题，而是以对话的方式与之泰然相处。

张悦然的《顿悟的时刻》里有一篇对村上春树的点评——《村上春树：无恙的英雄》。大意是，《挪威的森林》是村上少数直面时间和死亡的小说，在那之后村上就放弃了对时间和死亡的思考，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战胜时间的偶像，《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里充满了“健康的隐喻”，其背后是对时间的逃避。

“健康的隐喻”背后，其实是一种对时间的逃避。但是没准我们喜欢村上春树，正是因为他的世界里没有残酷的时间。在那里，我们可以像孩子似的沉迷于炫目的魔法，虽然只有片刻，午夜12点的钟声总会敲响，马车会变成南瓜，随从会变成老鼠，而且第二天的我们，确实比昨天变老了一点。

用大白话来说，张悦然是在批评村上，年老还不服老，偏要装嫩，哲学问题不管了，只关心自己的公众形象，避重就轻。

对这个观点，我并不赞同。我不知道张悦然是否认真读了村上在《挪威的森林》之前的四本书，他对于时间和死亡的话题，从第一本书里就扎下了根，而不是等到《挪威的森林》时才认真对待。而且，对时间和死亡的思考只是表象，村上更在意的，是疏离、孤独和虚无。

他将现实世界里的疏离、孤独和虚无剥离出来，写进了书中的世界，放在面前，平静地与之对话。在现实的世界里，他跑步、做意大利面、听爵士乐，充实地“存在”着，但这并不意味着，疏离、孤独和虚无就此消解了，它们依旧存在着。这是《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并未过多着墨的领域，却是村上其它大多数作品的主题，用《跑步》一书来点评村上的文学性和哲学性，着眼点不太合适。

张悦然还提到，“我们会被村上的小说打动，正是因为他为我们创造了很多凡人英雄……平庸、琐碎的日常生活使我们渴望拥有村上主人公那样的奇遇，而村上式的奇遇也使我们宽宥了自己的平凡。”

这段话细想起来，也值得商榷。村上的书里确实有许多奇遇，《寻羊冒险记》、《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舞！舞！舞！》、《海边的卡夫卡》等等，都有虚幻和现实交织的奇遇之旅，但踏上这些旅途的，是凡人英雄吗？这些旅途，是读者们所渴望拥有的吗？

村上书里的大多数主角，确实是凡人，却很难称之为“英雄”。他们更像是作者本人的投影，在书里去经历由作者从现实世界中剥离出来的疏离、孤独和虚无。

村上作品中所创造的奇遇之旅，或许形似坎贝尔在《千面英雄》中所总结的英雄之旅，但区别仍旧是明显的，经历了旅途的主角们，常常只是结束了那段旅途，而不像《千面英雄》那样完成英雄之旅的闭环，完成英雄的“回归”。

可以说，村上的每部作品都是没有终点的，这意味着疏离、孤独和虚无的问题并不会在某个作品中终结，如前文所述，村上所做的，只是以对话的方式与这些问题泰然相处，每一部作品都是一种相处的方式，相处本身不提供答案，只给出态度的可能性。

正是在这种可能性的不断延续里，村上在他四十多年的写作过程中（《且听风吟》出版于1979年），几乎始终如一地保持着这样的态度。与其说这是张悦然所说的“对时间的逃避”，不如说是村上选择面对疏离、孤独和虚无的姿态，这与逃避无关，也不能称之为固执，更准确地说，是能与问题长期共处的勇气，和举重若轻的坦然。

因此，曾被村上春树感动过的我们，不妨回到他文学之旅的起点——《且听风吟》，在这里，我们能感受到，这位已经七十多岁的“老年”作家，无论他在创作的文体和形式上有过多少改变，内核的部分，始终如一。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村上春树，这位可敬的老作家，这个可爱的大男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