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的弹子球》：村上春树在寻找的到底是什么？

《1973年的弹子球》，村上春树“青春三部曲”的第二部，承接《且听风吟》。

村上作品里一贯的主题：疏离、孤独和虚无，在《且听风吟》里是以散点状的方式自然的抛出来的，是一种弥漫在空气中的氛围，有一种似有似无，想抓又抓不住的感觉。

到了《弹子球》里，这些藏在迷雾之中的感觉，逐渐地显形了，问题开始具象化，朦胧的情绪，转化成了可以用理性的语言描述的对象。村上在处女作的尝试之后，已经知道自己该如何讨论这些问题了。

文学家和哲学家的区别在于，从不直接地描述问题本身。诸如人、人生、存在这些形而上的命题，直接的描述是枯燥的，很难让人感同身受。文学家通常是解构大师，他们把这些哲学性问题融进生活中去，以小说的形式呈现出来，通过对话、心理描写、拟物、隐喻等手法，让读者通过不同的人和物的视角，自己去体会这些命题。

村上在作品中极少提到疏离、孤独、虚无这些字眼，而我们在阅读时，却能感受到它们无处不在。在解构的手法上，《1973年的弹子球》无疑比《且听风吟》要成熟了许多。

鼠，是“青春三部曲”里的重要人物，可以说是“第二主角”，与《挪威的森林》里的永泽类似。在《弹子球》里，村上用了相当的篇幅，让读者通过鼠的视角，去感受疏离和孤独。

如果让人物直接说出“我好孤独”，这样的直白叙述是难以引起共鸣的。村上用的手法很巧妙，例如让鼠“回忆女子房间的清醒，记不确切。”写鼠房间的状态，“扔得到处都是空啤酒罐和香烟头。”描述鼠的心理活动，“他很想见那女子，想用整个身体感受女子肌肤的温暖，想进入她体内永不出来。但他无法重回女子住处。”

简单的几个场景，疏离和孤独的感觉就出来了，这是很高明的手法。

孤独可能来自于想留住的回忆变得模糊，来自于单身生活的一团糟，来自于求而不得，或是得而复失。

还有很多时候，来自于沟通的困境。就像村上通过“我”的视角在书里写到的，“想向我诉说什么的人一个也没有，至少我希望别人诉说的无人向我诉说。”

在村上的很多作品里，引发疏离和孤独的重要原因，是相互理解的缺失。这一点在《弹子球》里，是通过鼠和“我”的双重视角展现出来的。

提到直子，我们会第一时间想到《挪威的森林》里那个女孩。在《弹子球》的开场部分，直子也出现了，虽然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女孩，但她们的命运是类似的，都被主角爱着，都以自杀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弹子球》里直子的篇幅很短，但有着重要的意义。就像是《红楼梦》里早逝的秦可卿之于宝玉一样，既让主角第一次经历情爱的体验，也让其早早遭受爱人逝去的情伤。

直子是一个引子，引出“无常”的主题。从概念上讲“无常”，我们都能很容易地理解，可一旦在生活中遇到事儿，又很难用“无常”的道理去化解悲伤。我们总会希望自己是“无常”规律下的例外，希望亲人永远健康，朋友永不分离，真爱永存。

是的，很少有人会喜欢“无常”。无常导致的分离和失去，不仅在情感上难以接受，而且还会导致意义的缺失。

“我”和鼠的对话，点出了这个问题——

“可我开始觉得怎么都无所谓了。总之是要腐烂，对吧？”

“不过人还是不断变化的。至于这变化有什么意义，我始终揣度不出。”

“任何进步任何变化终归都不过是崩毁的过程罢了。”

如果没有什么是恒常不变的，所有的一切都会“尘归尘、土归土”，“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那还有什么本质性的意义可以追求？

除了无常之外，循环往复的生活模式也会导致意义的缺失。

书里写到，那些公司里的中坚职员，早早起床，三两把洗罢脸，挤上电车，夜里很晚才像死了一般返回。

“同一天的周而复始。若不在哪里留下折痕，说不定会产生错觉。”

“若没有自豪，人大约活不下去。但若仅仅这样，人生未免过于黯淡，黯淡之至。”

什么错觉？自己在过的，是否还是自己的人生。

这就像是莫迪亚诺在《暗店街》里提到的“海滩人”：“在数千张度假照片的一角或背景中，他身穿游泳衣出现在快活的人群中间，但谁也叫不出他的名字，谁也说不清他为何在那儿。也没有人注意到有一天他从照片上消失了。”

因此，无常和循环往复，都会导向意义的缺失。无常是由于不具有持续性，循环往复则是因为不具有特殊性。

可是，找到“特殊性”，是否就能解决问题呢？

也未必。村上进一步指出，“或多或少，任何人都已开始按自己的模式活着。别人的若与自己的差别太大，未免气恼；而若一模一样，又不由悲哀。如此而已。”

这就更难办了，特殊不行，一样也不行。这正是村上抛出的第三个问题，事物的矛盾性导致的同一性的缺失。说白了，就是人生有太多的“两难”。

在《且听风吟》里，村上就曾点到这个问题，一方面，他说沉默是现代社会中流行的一个罪过，同时他又说，倘若我们一年四季都喋喋不休，那么真实的价值也会荡然无存。

到了《弹子球》里，矛盾出现得更多了。比如人们想得到的东西，当弄到手的时候，都踩坏了别的什么。

这和王尔德说的类似：“人生有两大悲剧。一种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另一种是得到。”

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在《弹子球》里时不时会有种“乖戾感”，像是硬要把拼片混在一起的两套拼图同时拼接起来。有这种感觉的时候，“我总是喝威士忌躺下。早上起来情形愈发不可收拾。周而复始。”

这是无可奈何的，因为两套拼图，本就是矛盾的两面，又怎能拼在一起。

至此，村上在《弹子球》里想要讨论的问题，已基本解构完毕——相互理解的缺失、意义的缺失，和同一性的缺失。

接下来，村上开始了他的寻找之旅。寻找什么？解决问题的方法。

村上有不少作品，用的都是“寻找”的模式。从《弹子球》开始，到《寻羊冒险记》找“羊”，《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找两个世界的联系，《舞！舞！舞！》里找喜喜，《奇鸟行状录》里找失踪的猫，《海边的卡夫卡》里找母亲和姐姐……村上笔下的主角们，一直在寻找。

村上曾说过，雷蒙德·钱德勒的《漫长的告别》，他读了12遍。“寻找”的模式，正是向钱德勒的致敬。

与钱德勒不同的是，《漫长的告别》里的马洛是为了寻找某条线索去见一个人，往下再见一个人。而村上的寻找之旅，不一定是线性的，而是落脚在一个又一个具有特殊意象的人和物上。

赋予人和物以特殊的意象，这种象征隐喻的手法，是高明的小说家们常用的。集大成者，莫过于曹雪芹。《红楼梦》里有非常多经典的例子。宝玉的玉，黛玉的诗稿、宝钗的金锁，袭人和蒋玉菡的两条汗巾，等等，草蛇灰线，意味无穷。

村上在《弹子球》里用的也是类似的手法。主角“弹子球”容后再说，举两个例子，都是“寻找”之旅上重要的落脚点。

第一个例子是双胞胎。《且听风吟》的三个女孩，到了《弹子球》里换成了双胞胎，意象更为立体。双胞胎是“我”寻找问题答案的一种尝试。

村上描写双胞胎，用的是拟物的方式。“我”几乎对这两个同床共枕的女孩——她们的名字、年龄，从哪来，准备住到何时——几乎一无所知。“我”叫它们208和209，到后面变成“橄榄绿圆领羊毛衫”和“浅驼色对襟羊毛衫”。

保持距离，这是村上想要解决孤独问题的尝试。既然相互理解是徒劳的，那不妨把问题简化，不再试图充分地了解彼此，只要有温暖的陪伴，就是幸福。

到了《挪威的森林》里，村上又重提了这种方法：“与其勉强通过与人交往来消灭孤独，化解无奈，莫如退回来把玩孤独，把玩无奈。”

第二个例子是一本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这是个小细节。当某个细节被反复提到时，作为读者就要引起重视了。

这本书的指向性原本是模糊的，直到“我”说：“哲学的义务，在于消除因误解产生的幻想。”

双胞胎和《纯粹理性批判》在书中往往是同时出现的，对应的是同样的问题，如何化解沟通的困境，解决相互理解的缺失。

双胞胎是生活中与人相处的方式上的尝试，《纯粹理性批判》是智识层面理性分析的尝试。这两者共同构成了“寻找”之旅的第一个落脚点。

当然，这个尝试所找到的答案并不让人满意，因此，“我”依旧在寻找着弹子球。

在我们的生活中，弹子球可以被替换为其它的东西，比如作为男孩们快乐之源的任天堂游戏机，陪着女孩们们入睡的大熊宝宝，初恋爱人之间相互赠送的定情信物，等等。

为何弹子球这样的物体，会是村上寻找的问题的答案？

首先，人和物体之间，交互是单向的，只要人能理解物体，沟通的困境就不存在了，也就解决了疏离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序言里说，“与她们相比，作为无机物的配电盘和弹子球机反而更为生动，更有感情，更有特点，更能俘获主人公的心。”

其次，物体一般具备某种属性，性质比较单一。事物的两面性，往往是人的意志或情绪赋予在物体上而产生的。就物体本身而言，同一性的缺失（矛盾）也得到了解决。

再次，在物体身上，无常的显现会比人、人与人的关系更隐晦一些。比如山、水、石、天地等等，在较长的时间跨度下，是“恒常不变”的，这就消弭了无常导致的意义的缺失。

对这一点，村上是这么写的：“弹子球机不会将你带去任何地方，唯独“重来”的指示灯闪亮而已。重来、重来、重来……甚至使人觉得弹子球游戏存在本身即是为了某种永恒性。”

有趣的是，这种“重来”所带来的循环往复导致的特殊性缺失的问题，又可以被人为赋予特殊意义的方式来来打上补丁。

因此，前文中提到的三大“缺失”问题，似乎都可以在弹子球身上看到解决之道。这就是《1973年的弹子球》这本书里，村上所寻找的对象。

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乐观。小说的结尾是这样写的：

“车门‘啪嗒’一声关上，双胞胎从车窗里招手。一切周而复始……我一个人沿原路走回，在秋光流溢的房间里听双胞胎留下的《橡胶灵魂》，煮咖啡，一整天望着窗外飘逝的十一月的这个星期日，这个一切都清澄得近乎透明的静静的十一月的星期日。”

林少华在译序里说：“这一结局不禁令人想起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的结局：主人公在流尽热泪后慢慢遁入禅宗的虚无。”

是的，仍旧是虚无。在弹子球房里找到的东西，只停留在了那个时刻，而没有真正地改变什么。

村上知道，弹子球这个答案，只是权宜之法，而不是终极的答案。

人与物的相处，只是避开了沟通的困境，而没有解决它。回到生活中来，人与人的沟通仍旧不可避免，相互理解的渴求依然存在。

物体本身确实可以避免同一性的缺失，可物体一旦失去了人的意志和情绪的作用，又如何能体现美、意义这类元素？

物体看上去能体现某种“永恒性”，可一旦将时间的跨度拉长，一切的物体还是逃不开“无常”的结局。

这就是《1973年的弹子球》的结局，寻找了，找到了，还是没有找到。

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疏离、孤独、虚无，这些困扰着人类很久很久的难题，总是需要一代代的智者们前赴后继的。

我们需要做的，是把视线的焦点从寻找的终点转移到寻找的过程上来。即使找不到又如何？寻找的旅途本身就能带来慰藉。

这正是村上在他四十多年写作的历程中，一直在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