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髦：从路人甲到九五之尊，再到史上最壮烈的亡国之君》

《三国演义》第一百零九回，司马师以太后之命，宣曹髦进宫。文武百官备好銮驾，在宫门外拜迎，曹髦慌忙答礼。

太尉王肃见了，劝阻道：“主上不应答礼。”

曹髦说：“我也是人臣，怎么能不答礼呢？”

文武百官扶曹髦上辇进宫，曹髦推辞道：“太后诏命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我怎么敢乘辇入宫呢？”于是步行到太极东堂。

司马师前来迎接，曹髦赶紧下拜，司马师急忙扶起。见了太后，宣布曹髦继位的事儿，曹髦再三谦辞，才不得不接受。

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与皇位原本八竿子打不着的曹髦，在这样的状态中入宫继位。

那年，曹髦十二岁。当他跨入皇宫的那一刻，估计怎么都想不到，他的寿命，仅剩八年。

曹髦之死，在《三国志》卷四《魏书四·三少帝纪》里只有五个字：“高贵乡公卒。”

这没头没脑的五个字之后，紧接着的是皇太后的诏令（觉得太长也可直接跳过）：

「吾以不德，遭家不造，昔援立东海王子髦，以为明帝嗣，见其好书疏文章，冀可成济，而情性暴戾，日月滋甚。吾数呵责，遂更忿恚，造作丑逆不道之言以诬谤吾，遂隔绝两宫。其所言道，不可忍听，非天地所覆载。吾即密有令语大将军，不可以奉宗庙，恐颠覆社稷，死无面目以见先帝。大将军以其尚幼，谓当改心为善，殷勤执据。而此兒忿戾，所行益甚，举弩遥射吾宫，祝当令中吾项，箭亲堕吾前。吾语大将军，不可不废之，前后数十。此兒具闻，自知罪重，便图为弑逆，赂遗吾左右人，令因吾服药，密因酖毒，重相设计。事已觉露，直欲因际会举兵入西宫杀吾，出取大将军……吾之危殆，过于累卵。吾老寡，岂复多惜馀命邪？但伤先帝遗意不遂，社稷颠覆为痛耳。赖宗庙之灵，沈、业即驰语大将军，得先严警，而此兒便将左右出云龙门，雷战鼓，躬自拔刃，与左右杂卫共入兵陈间，为前锋所害。此兒既行悖逆不道，而又自陷大祸，重令吾悼心不可言。昔汉昌邑王以罪废为庶人，此兒亦宜以民礼葬之，当令内外咸知此兒所行。」

简单概括下，诏书的大意是——我当年瞎了眼选了曹髦做皇帝，这孙子性情暴戾，心怀忿恨，我早就跟大将军说要废了他。这孙子知道我这么说，举弩射我，还想下毒害我，事情败露后，就举兵想入宫杀我和大将军，结果“为前锋所害”。这孙子大逆不道，自取其亡，葬礼都该贬用民礼。

这个诏书指鹿为马的姿势实在太过于直白，围观群众们的智商被侮辱得实在太厉害，起了反弹，弹到司马昭也扛不住了，不得不补个诏书：

「高贵乡公率将从驾人兵，拔刃鸣金鼓向臣所止；惧兵刃相接，即敕将士不得有所伤害，违令以军法从事。骑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济，横入兵陈伤公，遂至陨命；辄收济行军法。臣闻人臣之节，有死无二，事上之义，不敢逃难。前者变故卒至，祸同发机，诚欲委身守死，唯命所裁。然惟本谋乃欲上危皇太后，倾覆宗庙。臣忝当大任，义在安国，惧虽身死，罪责弥重。欲遵伊、周之权，以安社稷之难，即骆驿申敕，不得迫近辇舆，而济遽入陈间，以致大变。哀怛痛恨，五内摧裂，不知何地可以陨坠？科律大逆无道，父母妻子同产皆斩。济凶戾悖逆，干国乱纪，罪不容诛。辄敕侍御史收济家属，付廷尉，结正其罪。」

简单翻译一下——皇帝带兵向我杀来，我命令将士不得伤害皇帝，可成济这厮不停号令，杀了皇帝，我已把他军法从事。按理说，皇帝要杀我，我本该引颈就戮，可皇帝是想要谋害皇太后，倾覆宗庙，为了国家大义，我不得不逼近銮驾，谁想到成济突然冒了出来，酿成了了惨剧。

核心思想是——皇帝的死，是小卒成济的锅。成济你大逆不道，我杀你全家谢罪。

这诏书除了继续睁眼说瞎话+甩锅外，至少坐实了一件事——皇帝，是被手下的护卫杀死的。

皇帝被臣下杀死，这在我们现在看来，似乎算不上什么。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这些乱世，被杀死的皇帝一个接一个。可如果把时钟驳回到三国时代，这个事件的可怕，只有三个字可以形容——

天塌了。

秦汉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崩坏。其中崩塌得最严重的，是皇权的合理性。

悠悠华夏，谁能主宰？夏、商、周三朝的更替，逻辑是一致的。夏桀暴虐、商纣荒淫，皇权更迭，顺应天命。可到了东周时期，诸侯们自封为王，挑战中央政权的理由，不再是皇权的不堪，而是自己手上拥有足够的实力。

这就是最早的“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秦始皇扫灭六国、之后的楚汉争霸，新政权都是在刀光剑影中，踩着尸山血海创建出来的。

直到汉初，儒家为皇帝创立了“皇权天授”的理论，从中国哲学的高度，重新赋予了皇权的合理性。皇帝的宝座不再通过暴力来决定，而是靠“天命”决定，董仲舒将儒家和阴阳家结合，创造出神秘主义历史观，作为皇权的意识形态基础。

这套理论最大的好处，是大大降低了皇权的执政成本，即使民间出现强大的武装力量，也会因为它没有“天命”的支持而缺乏执政的合理性，从而失去颠覆政权的能力。而当皇权沦落到腐朽不堪的境地，需要朝代的更迭时，这套理论也能大大降低权力更替时的血腥程度。

比如王莽的新朝取代西汉，曹丕篡汉，都是以“禅让”的方式，前朝的王室得以保全，在形式上，政权顺“天命”而交接，而非暴力抢夺。

在百姓的心中，皇帝可以换，“天”还在，不会塌。

“天命”理论第一次受到冲击，是在董卓这个不讲规则的粗野恶汉带兵闯进皇宫，将皇帝像下人一样使唤的时候，人们突然意识到，原来“天授”的皇权并不靠谱，在武力威胁下，“天命”似乎没有抵抗之力。

然而，即使残暴到可以任意废立皇帝的董卓，挟天子掌控朝政四年的李傕、郭汜，已坐拥天下行天子之实的曹操，他们都不敢做那件事，去破坏“天命”的底线，那就是——

弑杀皇帝。

这件事，司马昭带着他的团队，做到了。

曹髦下葬之时，仅下车数乘、不设旌旐，百姓们纷纷前来围观，议论道：“这就是前日所杀的天子。”人们掩面而泣，悲伤不能自已。

即使是这些最普通的老百姓，他们都知道，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260年，这近五百多年中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维护国家政权合理性的底线，已经被彻底撕碎了。

两百多年后，北魏的傀儡皇帝元子攸，决定诛杀权臣尔朱荣。

在下决心之时，元子攸说了这么一句话：“吾宁为高贵乡公死，不为常道乡公生。”

常道乡公，是曹髦死后司马昭拥立的魏国最后一个傀儡皇帝曹奂。高贵乡公，自然是曹髦。

当镜头慢慢推进到宫门外南阙下曹髦被刺死的那个场景时，我们会发现，这个从路人莫名地变成傀儡皇帝的弱齿少年，竟然有着史上大多数皇帝所不具备的血性。

明知司马氏已牢牢掌控朝政内外大权，明知皇宫里驻守的侍卫和皇宫附近的军队全是司马家的鹰犬，明知起事之后九死一生，再无转圜的余地，曹髦仍旧下定决心，“正使死何惧”，带着身边仅仅几百个奴仆，自己举着剑，身先士卒，向司马昭开战。

当时的曹髦，并没有被怒火冲昏头脑，也并非年少不计后果的莽撞。《资治通鉴》里记载，在举事之前，曹髦召集了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对他们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

王经为皇帝详细分析了当下的局势：“今权在其门，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不顾逆顺之理，非一日也。且宿卫空阙，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资用；而一旦如此，无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祸殆不测，宜见重详。”

这番分析明白地告诉曹髦，您要举事，成功的几率为零。

王经没有说的一番话，我来帮他补全：皇上您还是忍忍吧，即使司马氏要篡位，也不会害了您，无非是效仿汉献帝行禅让之事，您仍旧可以像汉献帝一样被封为王，保有荣华，安度晚年。可一旦你要举事，那天大的祸事就要临头了。

设身处地，如果我们是曹髦，当时会怎么想？

八年前，我不过就是个高贵乡公，皇帝的位置和我半点关系都没有。如今即使要退位，也不过是回到过去，做个安乐公侯，生活无忧。白当了八年的皇帝，已经赚大了。我才19岁，未来的日子还长着。反抗司马昭？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

然而，当时曹髦的状态是——“情不能安，又虑废辱。”直白的讲，就是“不堪受辱”。

不堪受辱的是他曹髦个人吗？我更愿意相信，他不堪的，是魏国的皇权受辱。

我曹髦个人受辱也就罢了，可我魏国自太祖以下浴血创立的基业，不能受辱！

就算是以卵击石，就算是英年早逝，可我仍旧有万分之一的机会，可以干掉司马昭，可以维护我祖宗的基业。

我，曹髦，拼了！

生不逢时，空有一身才华却无处施展的皇权继承人，扶苏算一个，朱由检算一个，曹髦也算一个。

如果是生在一个正常的朝代，曹髦或许能成为一代名君。

《三国志》的《魏书四·三少帝纪》里对曹髦的描写并不多，仅在曹髦与臣下探讨《尚书》和《礼记》的桥段里，曹髦的智慧让人印象深刻。

在讲到《尚书》时，曹髦问臣下，尧是不是圣人？当然是。

曹髦又问：那为什么尧会派鲧去治水？（鲧，又称崇伯，治理洪水失败。）

王肃回答：“尧意不能明鲧，是以试用。”（尧对鲧不了解，所以派他去试试。）

曹髦追问：“如此，圣人之明有所未尽邪？”（那圣人是否在用人方面也有不足呢？）

庾峻跳出来回答：“虽圣人之弘，犹有所未尽，故禹曰‘知人则哲，惟帝难之’，然卒能改授圣贤，缉熙庶绩，亦所以成圣也。”（圣人也有失误的时候，尧在鲧失败之后，改用了大禹，所以他还是圣人。）

曹髦接着追问：“夫有始有卒，其唯圣人。若不能始，何以为圣？……若尧疑鲧，试之九年，官人失叙，何得谓之圣哲？”（若说有善始又能善终，这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如果连个好的开端都没有，又怎能称之为圣贤呢？……如果尧不了解鲧，却花了整整九年试用他，以至于在选择继位者的问题上失去了章法，这怎么称得上是圣贤呢？）

庾峻继续回答：“臣窃观经传，圣人行事不能无失，是以尧失之四凶，周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予。”（圣人办事也不是没有一点失误，所以尧用鲧、共工、驩兜、三苗等四凶是失误，周公重用管叔、蔡叔等叛臣是失误，孔子错误对待宰予也是失误。）

曹髦还是不满意：“尧之任鲧，九载无成，汨陈五行，民用昏垫。至于仲尼失之宰予，言行之间，轻重不同也。至于周公、管、蔡之事，亦尚书所载，皆博士所当通也。”（尧用鲧治水，九年没有成效，反而把天下河道弄得乱糟糟的，给百姓带来更大的灾难。孔子的失误不过是宰予言行上的事，这两者有本质的区别。至于周公和管、蔡之间的事，在《尚书》中都有记载，作为博士应该知道得很清楚吧！）

至此，庾峻无言以对。

再讲到《礼记》时，曹髦问臣下：“‘太上立德，其次务施报’。为治何由而教化各异；皆修何政而能致于立德，施而不报乎？”（《礼记》上说‘太上立德，其次务施报’。同样是治理天下，为什么政策和手段不一样呢？应该采取何种方法和政策才能做到建立德政、施而不报呢？”）

博士马照回答：“太上立德，谓三皇五帝之世以德化民，其次报施，谓三王之世以礼为治也。”（三皇五帝时以德化民，然后到尧、舜、禹时代以礼法治理天下。）

曹髦追问：：“二者致化薄厚不同，将主有优劣邪？时使之然乎？” （两个时代所造成的社会风尚薄厚不同，是因为君主有优有劣，还是因为时代的发展使风尚成为这样呢？）

臣子们同样无法给出满意的答案。

两次问答，曹髦的表现，才思敏捷，逻辑清晰，颇有《理想国》里苏格拉底问辩的风采。

同时代的人，对曹髦的评价非常高。

和邓艾一起灭了蜀国的钟会，评价曹髦：“才同陈思，武类太祖。”

陈思指曹植，太祖指曹操。这堪称是文武双全的典范了。

晋国的开国功臣石苞也说：“非常人也，武帝更生也。”

武帝也是指曹操，这是曹操其他子孙都没有得到过的评价。

东晋中期史学家孙盛在《魏氏春秋》里说：“公神明爽俊，德音宣朗。”

诸多溢美之词，献给的这位帝王，仅仅活了19岁。

《三国志·魏书四·三少帝纪》的最后，陈寿结评：“古者以天下为公，唯贤是与。后代世位，立子以適；若適嗣不继，则宜取旁亲明德，若汉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准也。”

意思是，“天下以能者居之。”照陈寿这逻辑，司马氏或许能废了曹芳，但当曹髦继位之后，你们该夹紧尾巴，老老实实辅佐明君才是。看看篡了位的司马家一众歪瓜裂枣的子孙们，陈寿这段粉饰之词，简直就是啪啪打脸。

司马篡魏，是皇权交替中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既打破了五六百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封建良俗的道德底线，也扼杀了一代明君为天下百姓造福的机会。

曹髦死后，中国历史走向了三百多年的分裂和战火，泱泱中华，血雨腥风，百姓之苦，莫过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