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北京之战——看“民族英雄”袁崇焕是如何卖国的》

前几日发的《袁崇焕到底是民族英雄，还是卖国奸贼？》一文，意料之中地引起了一定的争议。但争议的角度却很奇怪。一类是看到文中所提及的《窃明》，就硬说我是用小说的材料作为历史分析的素材；另一类则质疑文章对民族英雄形象的颠覆，是对国家和民族的伤害。

第一类读者，缺乏一点阅读的耐心。如果读完全文，并自己具有一定的历史知识，就该知道原文的观点并非来自于小说。原文的三大观点，在《崇祯长编》、《崇祯实录》、《明熹宗实录》里都有提及，在清人自己写的《清太宗实录》和《满文老档》里都能得到验证。我没有具体标注每个观点对应的史料出处，是因为这类历史类文章本就不同于论文，标注出处会影响阅读体验，没想到竟会因此被扣上“以小说为材料研究历史”的帽子。为免再次被误会，本文会在一些关键处简略注明史料来源。

第二类读者，对他们来说，所谓的政治意义大于一切，真相如何并不重要。这点倒是和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制定的原则一脉相承。如果是体制内工作者的惯性，倒是可以理解，但难以理解的是，让一个两个朝代以前的民族英雄揭下虚伪的面罩，怎么就成了对现在的国家的伤害了。这些人心中的国家形象得有多脆弱？竟然还需要几百年前的虚假人物形象来支撑？退一步说，即使真那么脆弱，但一个假的民族英雄倒下了，还有新的民族英雄会站起来啊。对毛文龙这样的抗清英雄视而不见，非要把一个假的挂起来供着，这样的趣味，实在是不敢苟同。

袁崇焕到底是不是民族英雄，这是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以阎崇年、金庸为代表的正方，和以民间草根为代表的反方，各自观点鲜明，只要花一点耐心了解双方的逻辑和论据，就基本能得出自己的答案。希望有缘看到本文的读者们，不要囿于自己的成见，更不要为了反对而反对。如有与本文观点相左的史料，能提出来一同探讨历史的真相，将会是极有趣的事情。

总体来说，笔者并不认为袁崇焕有卖国的主观想法，但他在其它目的驱动下的所作所为，却有卖国之实。

评价一个人到底是否卖国，是应该看他的想法，还是行为？如果是前者，人们可以给秦桧翻案，因为他在主观上可能有“以国家的大局为重”的想法；人们甚至可以给汪精卫翻案，因为他可能是为了保全部分国民免于战火而选择了做汉奸。如此，历史将变成一笔糊涂账，善恶是非都将变成不可知论——因为我们没法对历史人物的主观想法达成共识。

如果说在辽东耗费巨资只守不攻、资粮通敌、杀毛文龙这几件事在事实行为上都还算不上是卖国的铁证，那么北京之战（史称“己巳之变”），则是袁崇焕在客观行为层面上坐实了“卖国”罪名的关键所在。

-1- 袁崇焕的一系列动作，使得北京之战的爆发从不可能变为可能

以前看这段历史时，总是会疑惑，为何崇祯二年，后金军可以绕过辽西的宁锦防线，而直接从长城防线向北京进攻。为何在这之前皇太极不选择这条进攻路线，而是要在辽西硬啃宁锦防线，即使把整条防线都啃下来了，也还得面对山海关这bug级的防御能力，几乎没有突破的可能。换言之，如果长城防线处有漏洞，那在宁锦山海关一线砸再多的钱和兵提升防御又有什么用，后金军只要绕道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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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后金军想要进攻长城防线，有许多的障碍。一是进军路线处于蒙古的势力范围内，尤其是长城附近的朵颜部。在袁崇焕上台之前，明朝和后金一直保持着势不两立的态度，蒙古慑于明朝武力的强大，积极与明朝配合，一起揍后金。 在袁崇焕主政辽东后，又是吊唁努尔哈赤，又是卖粮，又是议和（详见《满文老档》），与后金打的火热。在蒙古看来，连明朝你这大哥都不打了，我这小弟怎么可能继续做冤大头去招惹后金这个强敌呢？蒙古和后金化敌为友，于是便顺理成章。如果那个年代有和平奖，应该据此颁给袁督师。

第二个障碍，是毛文龙。之前只要后金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毛文龙一定会乘虚而入，直捣后金老巢。无论是努尔哈赤想打蒙古还是打辽西，都屡试不爽。毛文龙打到过辽阳、沈阳，甚至还杀到过老寨赫图阿拉。有毛文龙在，皇太极想长途远袭打北京，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要么带的兵少了，被揍死在半路上；要么带的兵多了，回家一看老巢被一锅端了。幸而，这个最大的麻烦，也被和平大使袁督师一手解决了。

第三个障碍，是长城防线的防守能力。毕竟劳师远征，如被阻击在关隘之下，必然有败无胜。长城防线喜峰口段由蓟镇军区主防。蓟镇一直是防御重镇，但在崇祯元年时，却出现了两大变化。一是兵力被削减，从五万五减到了四万（详见《崇祯长编》）。二是赵率教在崇祯元年八月时出任蓟镇总兵，但仅仅一个月以后就被调离，去驻守毫无防守压力的山海关。赵率教何许人？宁锦之战时袁崇焕在宁远龟缩不出，也不派援军，是赵率教在锦州孤军与后金军死扛，死战不降。这样的硬骨头，想必皇太极在进攻蓟镇时是不想面对的。同样的硬骨头，还有悍将满桂，时任宁远总兵。如果在皇太极进军的时候，这个愣头青杀出来截个后路，那就太危险了。于是，袁崇焕将满桂调任为大同总兵——对皇太极这位老朋友，袁督师一直都配合得无微不至。

挺袁派最爱引用的史料，是周文郁所著的《辽师入卫纪事》，书中写到：

“七月，谍者得奴情欲渡河，公随疏闻。谆谆以蓟镇为虑。……重九前一日，又报奴已渡河，公即发参将谢尚政等备蓟。及至彼，蓟抚以奴信未确，仍勒之归。然而逆奴踪迹，亦竟诡秘无闻，故蓟益懈。”

周文郁和袁崇焕的关系，各位可以自行查阅。撇开这不谈，仅就该书中所说蓟镇巡抚“仍勒之归”的举动，简直是对顶头上司蓟辽总督袁崇焕的大不敬。且不说蓟镇巡抚是否有权抗命，仅以袁督师能斩杀一品武官毛文龙的霸气而言，蓟镇巡抚是否嫌自己命长了？——袁崇焕对蓟镇防守的惺惺作态，在削减士兵、调任重将的事实面前，是无力狡辩的。

障碍都已扫清，后金军进攻北京这不可能的任务，就此拉开序幕。

-2- 袁崇焕的排兵布阵、调兵遣将，为后金军进攻北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崇祯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皇太极攻陷喜峰口。近在咫尺的，是三屯营和遵化。两天之后，袁崇焕令赵率教从几百里之外的山海关出发，救援遵化（详见《崇祯长编》）。赵率教过三屯营不入，直奔遵化，四千骑兵遇伏，全军覆没。

《明史》里把赵率教之死归咎于当时驻守三屯营的蓟镇总兵朱国彦拒绝赵率教军入城。但实际是否如此？后金军二十七日拿下喜峰口后为何连续三天都按兵不动，面对近在咫尺的三屯营和遵化这两大重镇无动于衷，却张开口袋，设好埋伏，等着赵率教来自投罗网，这情报工作未免做得太完美了。反观袁督师的命令，明知遵化已在后金军口中，却急令赵率教劳师远征、飞速救援，是指挥失误，还是和老朋友又互通款曲，让麻烦的人消失？

在《崇祯长编》的另一处，袁崇焕改口说赵率教进攻奉的不是自己的命令：“赵率教于臣牌未到之先奉旨坐调即行。”，而他的老部下周文郁在《辽师入卫纪事》里写到：“先令赵总兵率教统所部援遵。”这是两人之间没有对好口供。

遵化沦陷后，袁督师的关宁铁骑，终于在十一月十日到达蓟州。己巳之变里最诡异的一幕，就此上演。

自从后金和蒙古联军攻陷喜峰口后，京师震动，当时明朝还没有陷入农民起义的泥沼中，各地军队都保持着完整的序列和战力。勤王令出，周边军队响应的速度也很快。其中保定总督刘策，在袁督师之前就已赶到蓟州驻守，五千兵力，把后金军死死堵在蓟州之外。

《崇祯长编》里记载：“谕兵部各路援兵俱令听督师袁崇焕调度。”对各路勤王军有调度大权的袁督师，在进入蓟州后，一边上疏给崇祯：“入蓟州稍息士马，细侦形势，严备拨哨，力为奋截，必不令敌越蓟西。”（详见《明实录》）；一边却下令刘策带领部下从哪儿来，回哪儿去——《怀宗实录》：“保定总督刘策兵亦至，令其守密云。”；《国榷》：“督师袁崇焕入蓟州……保定总督刘策兵亦至令还守密云”；《崇祯长编》：“刘策著还镇，调度诸将，分信防御。”

《崇祯实录》里记得最为详尽，除了让刘策回密云外，还让昌平总兵尤世威回昌平，让杨春去永平，满库去迁安，周宗武去丰润，只留下祖大寿和曹鸣雷守蓟州。

从喜峰口到京师，直线距离上，有遵化、蓟州、通州，后金军也正是按这条线路进攻的。袁督师却把来勤王的军队打发到迁安、永平、丰润去，甚至让密云和昌平的部队全部回老家。看看下面这张地图，找找这几个城市……这是防守吗？我实在想不出哪一个思维正常的指挥官会做出这样的部署，或许只有挺袁的那帮抒情派们才可以有足够的想象力解释袁督师的防御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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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还沉浸在袁督师遣散援军的奇葩行为中，请缓过神来。更奇葩的来了——“奴大队潜越蓟西”。

是的，接过蓟州防守职责，向崇祯夸下海口“必不令敌越蓟西”的袁督师，在仅仅三天后，让数万后金和蒙古军队，带着所有辎重粮草，顺利通过了蓟州，没有爆发任何一场战斗，没有损伤任何一个士兵，皇太极创造了战争史上的通关奇迹。

“潜越”，是个绝妙的词，意思是“偷偷地溜过”。这个词因为过于匪夷所思，除此次外，史上无人敢用。蓟州的防御，是蓟门天险，通过处仅一千米宽。就这一公里的宽度上，数万敌军骑着马，推着车，跨过了天险，蓟州城内一万多的关宁铁骑们说：不好意思，他们偷偷溜了过去，我们疏忽了，没发现。

周文郁的《辽西入卫纪事》把“潜越”的原因写得更为详细，也更为魔幻：

“十三日，侵晨，报奴全军过石门驿，公令马步兵尽出城外列营。营甫定，有奴骑二百余，分四队扎我军之东南，相持两时，并不件贼大兵。公令我发炮，贼闻炮即四队排为一字，忽退去。竟日无一骑复至，使我欲战而无可战。十四日，乃探奴大队潜越蓟西矣，公即督辽将士西追……”

看完什么感觉？袁督师的这位掌旗官部下，真是有段子手的天赋啊。

平心而论，如果在蓟州大战中，关宁铁骑因为兵力劣势，力战不敌，不得不撤退，那可以理解，毕竟胜败乃兵家常事。但一仗不打就开关献敌，这跟通敌投降有什么区别？还创造出“潜越”这种侮辱他人智商的低劣借口，袁督师的胆大妄为，真是亘古罕见。

蓟州失守之后，后金军队侵入大明京畿平原。这片在180年前土木堡之变后就再也没有过任何战火的侵袭的土地，富庶而安宁，此时却彻底暴露在了凶残的后金侵略者面前。烧杀抢掠、家破人亡，京畿平原上的无数百姓被劫掠为奴，无数财富被洗劫一空，这场让人细思极恐的人间惨剧背后的罪魁祸首，竟然能在后世戴上“民族英雄”的光环，真可谓颠倒黑白到了极点。

挺袁派是这样绞尽脑汁地为袁崇焕找开脱的理由的——袁督师擅长靠坚城大炮防守，不善野战，因此整个北京之战的防守策略，是要诱敌深入，将后金军引至京师城下，在靠着首都坚固的大城墙，将敌歼灭。

这是个十分无耻的解释。靠坚城防守，蓟门天险不算坚城？刘策的五千保定军能成功拒敌，为何数万关宁铁骑不能守？如果说袁督师只能守最大的城，那为何当年守在宁远这小城，而不放弃之直接回防于大城山海关？宁远能守，为何蓟州不能守，通州不能守？退一万步说，即使真守不住，为何根本连半点防守的尝试都不做，连一场仗都不打？你关宁铁骑守不住，为何不继续让刘策守，让各路勤王部队们守？

再多的愤慨和无奈都已无用，京畿平原的老百姓们，已被愚蠢和无耻之徒，扔进了熊熊战火的炼狱之中。

在这片积累了接近两百年财富的土地上，皇太极不仅收获了数不尽的战利品和急需的人丁，也与蒙古建立了最坚固的同盟关系。

-3- 袁崇焕在北京城下的表现，让自己身陷囹吾，是罪有应得

蓟州失守之后，袁督师意料之中地并没有拼命追赶后金军，而是如下图般，远远避开了敌军，绕了个远路，直奔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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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金军按照正常的直线进攻路线，破三河，克通州，直抵京师。和关宁铁骑顺利会师。

读到这里，有读者一定会问：如果袁崇焕真是卖国，那怎么还在北京城下和后金军激战呢，应该联手攻下北京城呀？

这就回到了我在最开始时所说的，袁督师主观上并没有卖国之心，只是在客观行为上有卖国之实。

作为位极人臣的袁督师来说，投降后金并不是有诱惑力的选择。他真正的目的，其实跟之前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议和。袁督师在崇祯面前许下过“五年平辽”的承诺，又见识过后金军的战力，带兵向来只敢龟缩于城内防守，从未发起过任何一次进攻，想要“五年平辽”，议和是唯一的办法，也是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方案。为了这个诱人的目标，毛文龙需要牺牲，赵率教需要牺牲，但这些还不够，北京之战提供了最好的机会——把后金军引到京师城下，让崇祯和百官们见识下这帮蛮夷的战斗力，让他们亲眼看看靠打仗是没法打赢的，那议和的决定，就水到渠成了（《幸存录·东夷大略》里记载：“及入对，先以危言耸侍臣，冀朝臣惧而从款议也。”）至于京畿平原上的百姓？无非是另一些跟自己不相干的牺牲品罢了。

在旁人看来，这是个危险的计划。以京城作为诱饵，万一不小心京城被攻破了可怎么办？但在一向胆大包天的袁崇焕看来，并没有什么危险：老子宁远都能守住，城墙这么厚，大炮这么多的北京城怎么可能守不住？

正因如此，在抵达京师城下之后，袁崇焕屡次向崇祯请求让关宁铁骑入城。在他看来，靠坚城防守，确实是自己的拿手好戏。此外，袁督师或许还有其他的想法，以他的肆无忌惮，真不知道有什么事情是他不敢做的。

崇祯并不傻。袁督师诡异的防守部署，和以“潜越”的理由失守蓟州，本已是按律当斩的节奏，但崇祯仍保持着对自己这位第一爱将的信任。直到北京城下，袁崇焕终于将这份信任挥霍殆尽。

后金军按自己的计划来到了京师城下，这场仗还是必须要打的，不然就真的弄巧成拙了。于是，关宁铁骑列阵出战，正面应敌。

这场战斗的胜负，众说纷纭。《辽师入卫纪事》自然是说关宁军胜了。但这书的可信度，看过前文的应该都已略知一二。从逻辑上而言，满人所著的书对此战的结果描述会比较客观，毕竟连反间计都能编出来，就更不会说袁督师的坏话了——《满文老档》记载，皇太极率主力进攻德胜门，打的是满桂领衔的宣大兵；袁崇焕面对的，只是贝勒莽古尔泰领军的一支偏军：

“汗遂率右翼诸贝勒，领白旗护军及蒙古兵前进……遣人查实德胜门之兵，乃是大同总兵官满桂、宣府总兵官侯世禄军……左翼诸贝勒所攻之兵，乃是宁远都堂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军。”

《清实录》里记载了同样的对战形式，并加上了兵数的细节：

“莽古尔泰等，未率大军同行，止以护军，及蒙古兵二千往。见宁远巡抚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兵二万，屯沙窝门外……额驸恩格德尔、贝勒巴克，率扎鲁特、喀尔喀部落诸贝勒兵，不俟整队徐行，骤马而进，与敌兵接战，遂败归。巴克什吴讷格、及外藩扎鲁特部落贝勒色本、马尼、突入迎战，始击败敌兵。”

以两千打两万，后金军竟然能先败后胜。关宁铁骑的战斗力如此之弱，难怪连城墙上的北京百姓们都要气的用砖头砸他们。

关宁军在北京城下遭遇败绩的另一个旁证，在《崇祯遗录》中：

“兵屯畿南，一战败绩，复召诘曰，尔擅杀大帅，以今日又不能扞御，恢复之言何在。”

至此，北京城下的失败，成为了压倒袁崇焕的最后一根稻草。

崇祯杀袁崇焕，并不像袁崇焕杀毛文龙一样，拿着尚方宝剑，说斩就斩。袁崇焕被下狱后，经历了数月的审讯，在依法会审后才被定案，流程合法。按《崇祯长编》记载：

“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

《崇祯实录》中有着类似的记载：

“袁崇焕付托不效，专事欺隐。市粟谋款不战，散遣援兵，潜移喇嘛僧入城，卿等已知之；自当依律正法。今特流其妻子、兄弟，余不问。”

几大关键罪状：卖粮、杀毛文龙、纵敌长驱（蓟州），顿兵不战（不追不打），遣散援兵等等，证据确凿。袁崇焕之死，和“反间计”没有半分关系，朝廷也很厚道地没有给他扣上通敌、卖国的帽子。崇祯还法外开恩，并未按律将其十六岁以上的家眷处死，将刑罚减轻为流放。可见崇祯仍未怀疑袁崇焕，甚至觉得他的失败情有可原。

无卖国之意，有卖国之实。毛文龙之死，辽东局势的恶化，北京之战中百姓被蹂躏的惨状，明朝最终走向覆亡——这一切的一切，袁崇焕都难辞其咎。

有多少百姓死在他的手下，未来又有多少的百姓要因他而送命。这样的“民族英雄”，今天还被供奉在庙堂里被世人祭祀缅怀，天理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