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的三大至暗时刻》

蒋廷黻，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外交家，曾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任教。当时清华大学历史系的教授阵容有多牛？

• 中国通史和古代史：雷海宗
• 隋唐史：陈寅恪
• 元史：姚从吾、邵循正
• 明史：吴晗
• 清史：萧一山
• 西方史：刘寿民、张贵永
• 日本史：王信忠

在这个群星璀璨的阵容里，负责主讲近代史和近代外交史的，正是蒋廷黻。

蒋先生的著作《中国近代史》，仅有五万字。 这和动辄上百万字的历史学大部头似乎格格不入。

这本书既不是编年史，也不是大事记，算不上是完整的中国近代史。作者本人也说，这本小书，是他凭对中国近代史的观感所作的“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

附书籍目录如下：

然而，正是这区区数万字，为近代史研究打开了全新的“近代化”视角，能让我们在那段“落后、挨打”的压抑历史里，找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积极意义。

这也是一本颇为口语化的书，书卷气少，比一般的历史书要好读很多。

本文所列举的这三个近代史的“至暗时刻”，并不是为了重温痛苦的滋味。

咱们老祖宗有句话叫“否极泰来”。近代史正是这样的时代，看似至暗，实则有转机暗藏其中。一次次的侵略和不平等条约，看似充满了屈辱，其实也恰好是中国社会彻底转型的绝佳时刻。

1. 鸦片战争

庚子年，中国近代屈辱史的开端，历史书上的必学章节。

值得注意的是，鸦片战争并不只是军事力量的羸弱导致的失败，在外交、谈判等领域的失败同样影响重大。

当时的中国，是没有“外交”这个概念的，只知道“剿夷与抚夷”。

鸦片战争的发生，对中英双方来说，都是没有预谋的。当林则徐主持“虎门销烟”、驱逐英国人出境、正式封港、永远断绝和英国的贸易之后，英国国会组织的对中国进行军事行动的投票，仅以271票对262票通过，这还是维多利亚女王大力煽动的结果。

在英政府看来，军事行动只是一种报复，而不是侵略战争。这也从侧面说明，当时中国政府在外交上是有转圜余地的，是可以通过外交和谈判，避免鸦片战争的发生的。

然而，在清政府看来，即使英国的军舰和枪炮已经打到自家门口且已占据了绝对的优势，这场战争仍旧不过是一场“剿夷”和“讨逆”。

正面战场的失败，在当时还不算是什么大难临头。失败之后清政府的一系列迷惑操作，才是真正地把自己往深渊里踹了进去。

无论是不服输的强硬派——以林则徐为首的“剿夷派”；还是服输而不图振作，不图改革的软弱派——以耆英为首的“抚夷派”，都依旧维持着骄傲的态度，仍然是一副“老子是天朝上国，这次打输了没多大事儿”的奇怪心态，这才是真正无可救药的地方。

接任两广总督的琦善，是当时中国少有的略懂外交的大臣。他大声疾呼和谈，当时被人斥为卖国，甚至怀疑他收了英国人的贿赂，直到今天还被当成懦弱的反面教材。可如果我们仔细看看他当时和英国签下的《穿鼻草约》就会发现，和《南京条约》相比，这简直是外交谈判上的一大胜利。

整个鸦片战争的进程，就像是小孩子们打架，有个孩子力气不大，口气不小，上来就喊着“你牛逼你来打我啊”，于是就真被打得鼻青脸肿了。一把鼻血一把眼泪的，还不认输，觉得是自己大意了，嘴里嘟嘟囔囔的还要瞎哔哔，比个中指，结果又被暴揍一顿，就彻底怂了，把自己身上的全部家当都掏了出来，连衣服都脱了作为赔偿，光着个腚跑回家去。

这每一步都是错的，简直是打架这事儿上可以想到的最差的结果。

打之前，先看看对方和别人打架时的战斗力。打不过，就先认怂，别打肿脸充胖子，争取时间自己先回家多练练——这些看似简单的道理，在当今的国际形势下，也是有用的。

02. 甲午战争

延续鸦片战争时的印象，我们或许会觉得，甲午战争时期中国的军事能力很弱，所以打不过日本。

甲午战争之前的整整七年，中国海军没有添加过一艘新船，所有建设海军的经费，都被挪去重修颐和园了。

即便如此，甲午年时中国海军的军力，世界排名仍旧高居第八位，而日本，仅为第十一位。

甲午战争的失利，从微观上看，是战略和战术的失败。

战略上，丁汝昌本是骑兵军官，并不懂海军。

战术上，北洋水师的第一炮就误中了自己的瞭望台，丁汝昌受重伤，全战不再指挥，泰乐尔也受轻伤。

从宏观上看，失败的原因则是近代化进程的落后，和轻视对手的傲慢。

清政府的近代化改革，集中在同治、光绪年间。如果把这场改革提前到道光、咸丰年间，那我们将要比日本领先二十年。不仅是甲午战争，整个中日战争的历史都将改写。

可为什么历史没有这样发展呢？道光、咸丰年间失败的战争、签下的不平等条约已经足够多了，只是仍旧没有人愿意痛定思痛，从失败中吸取教训。

茨威格曾说过：“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其实反过来也是如此——命中遇到的失败，也已在其中藏好了礼物。

鸦片战争的“至暗时刻”和之后历次战争付出的巨大代价，本是国家转型和改革最好的契机，一旦错失这样的机会，失败就不仅是失败，而且还是之后一系列失败的开始。

当时清政府的士大夫们，对日本是不屑的：“倭不度德量力，敢于上国抗衡，实以螳臂当车，以中国临之，直如摧枯拉朽。”

这就像是前文提到的那群打架的孩子，被打趴的孩子爬起来，对领头的几个孩子唯唯诺诺得像个奴才，转过头来，看到旁边一个瘦小的孩子，立马就是一口唾沫。谁知道这个孩子只是看似瘦小，人家早就偷偷地请了武术教练在家练功了。

《中国近代史》里对当时士大夫们的心态总结得非常精辟：“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

这样的畸形心态，时至今日，仍然根植在我们不少人的心中啊。

03. 中俄密约

在近代史的这场“孩子打架”中，如果说英法是爱秀肌肉、带头把咱们彻底揍趴下的孩子，日本是貌不惊人、暗地里憋大招、一直找咱们挑事儿的孩子，那么俄国就是那个笑里藏刀、背后捅刀子，最为阴险，也是坑害我们最多的孩子。

《中俄瑷珲条约》，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不平等条约。它的严重性在中国外交史上简直无可比拟者。

外兴安以南、黑龙江以北完全割归俄国；乌苏里以东的土地，包括吉林省全部海岸线及海参崴海口割归中俄共管。再加上之后的《中俄北京条约》， 中国在咸丰八年及十年所丧失的土地，其总面积有100多万平方公里。

这不仅是中国，而且是全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土地割让记录。

由《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割让出去的香港，1100平方公里，已经收回；《中葡会议草约》和《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割让出去的澳门，33平方公里，也已收回。

而《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割让出去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1000个香港，至今寸土未回。

俄国最阴险之处在于，明明吞并了中国最多的土地，却还要装作一副倾力相助的样子。

在这个状态下签订的《中俄密约》，是李鸿章终身的大错。这个密约针对的是日本，结果却让俄国势力大举侵入了东三省。

之后的“瓜分之祸”、日俄战争，“二十一条”，“九一八”等等一系列的国难，都是从这个密约引出来的。

俄国“以助我为名，行侵我之实。”东三省逐渐变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我们都知道“九一八”事变之后，东三省沦陷于日本。但也许我们有些人并不知道，早在1900年，俄国就趁拳乱”派兵占领了全部东北三省。

之后，日俄以东三省为战场，这片黑土地上，炮火纷飞，生灵涂炭。

时至今日，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逻辑仍是如此——没有绝对的朋友，也没有绝对的敌人。

嘴上示好的，不一定是朋友。

国际关系里更靠谱的是“合作共赢”，而非“朋友情深”。

最后，愿近代史的至暗时刻不再发生。愿世界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