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方法不对，道理就错了》

最近读完了杨立华老师的《中国哲学十五讲》和《宋明理学十五讲》两本书，对我们老祖宗历代传承的儒家文化有了些粗浅的认识，也生起了强烈的景仰之情。儒家是有“大精神”的，既修己身，又胸怀天下，心系万民。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每每读到大儒张载的这句话，便心潮澎湃，不能自已。

做一个系列笔记，记录自己在学习儒家文化过程中的一些体会。

和老子、庄子、佛陀的经典作品相比，《论语》是最易读的了。这不是因为孔子的智慧及不上其他大智者，而是孔子述书讲学的独特风格。在孔子看来，普通人是难以理解高深的道理的，道理过于抽象，不仅很难给人具体的指引，反而会对人在判断和选择方面的常识产生干扰，甚至是破坏。

因此，“教不躐等”是孔子秉持的重要原则。在孔子看来，一定要按照学习者的资质，去讲相应程度的道理。这就是“因材施教”。不能给理解力还没有达到某个程度的人，去讲超过那个程度的道理。

在这一点上，佛教也是类似的，佛陀当初先讲小乘，再讲大乘，最后讲唯识，这三次说法，也是为了让不同根器的人有适合自己理解能力的修法之路，所谓“八万四千法门”，亦是如此。

另一方面，孔子在讲道理时，很注重具体的情境，避免陷入纯讲道理的空谈。我们平时所习惯的思维模式，是一个道理打天下，而实际上，道理往往会因人、因事而异，否则很容易陷入刻舟求剑的困境。

因此在读《论语》时，要特别注意对话的语境，不能把孔子说的某句话单摘出来，直接就作为刻板的道理拿来到处使用。

举个例子，弟子们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回答樊迟时，说仁是“爱人”，回答颜渊时则说，仁是“克己复礼”和“为仁由己”。

再来，同样是回答“闻斯行诸”的问题，孔子回答子路和冉有时，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答案。对子路说的是：“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而对冉有说的是：“闻斯行之。”

事后公西华问孔子，为什么答案完全不同呢？孔子解释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仲由好勇过人，所以约束仲由。冉求总退缩，所以鼓励冉求。）

经历过多年应试教育的我们，总是习惯了每道题有标准答案。与他人争辩时也是如此，总觉得自己的道理是对的，那别人不同的道理肯定就是错的。

孔子教导我们，讲道理的时候，不该如此。对方是谁，情境是什么，比道理本身更为重要。

罗翔说过一句话：“一个人成熟的重要标志，就是脑海中能够同时存在看似对立的观点。”

拓展一下，成熟的人是能够理解和接受不同的人所持有的看似对立的观点的。可以不认同，但会理解和接受这些观点的因人而异。

因人而异，也是王阳明的为师之道。

《传习录》中，有许多王阳明和弟子徐爱的对话，往往是徐爱抛出一个问题，阳明先让徐爱举出具体的例子来，然后再做解答，很少泛泛而谈。

在《传习录》的序言里，王阳明说得很明确：“圣贤教人，如医用药，皆因病立方，酌其虚实温凉阴阳内外而时时加减之，要在去病初无定说，若拘执一方，鲜不杀人矣。”

“鲜不杀人矣”，这话说的很重，但也说明，如果不顾及对方状态，僵化地去讲一个道理，那么危害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类似的，佛法里既有“观空”，也有“精进”，去和一个本就散漫懒惰的人说要“观空”，对一个执拗固执欲望强烈的人说要“精进”，都无异于抱薪救火、火上浇油，是把对方往火坑里推。

常常会听人说，“我是个说话很直的人”、“我是真性情，所以说话很直接”等等。仔细想想，这些表达的背后，其实是这种思维方式——“我只要说自己觉得是对的就好，别人怎么想我不用管。”

以前不觉得这么说话有什么问题，但和孔子、王阳明一对比，就自惭形秽了。“只说自己觉得对的话”，我们要么是太懒惰，要么是太自私，还善于把“难以沟通”的锅甩到对方的身上。

孔子和王阳明的智慧比我们高那么多，他们尚且能“降维”到我们的层次，把话用我们能理解的方式说出来，我们呢？

教书育人之道，与说话之道，一脉相承。换位思考，了解和感受对方的需要，是顺畅沟通、善于说话的秘笈。

这样的思维模式，最后帮到的，还是我们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慈悲心就不知不觉地增长起来了，我们也会变得更智慧和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