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万年中国简史》：枯燥艰涩的历史，这样读就会变得有趣

读客出版的《五万年中国简史》，书名是带了噱头的，说是“五万年”，其实前四万五千年的内容，大约只占了全书的1%，再往后的，夏、商朝的内容，也较简略，和一般的通史类书籍并没有大的区别。

从内容上看，这套书与通史类还是有所差异的，它更像是一系列历史讲座的集合，不同的朝代分别由不同的史学家负责解说，对于历史事件的讲解也不像《资治通鉴》一样按时间线铺开重大事件，而是按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甚至是地理、气象、民俗等专题来分节讨论。

正因如此，这套书适合有一定历史基础的读者阅读。毕竟史学家们水平参差不齐，各有各的取舍与侧重，于初学者而言较难辨别。且有些章节的选题与历史主线脉络关系不大，适合用来拓展知识面，而不适合帮助初学者概览整个中国史的大框架。

当然，从内容本身来看，此书还是有可取之处的。以下略取数题，管中窥豹。



01. 汉代农民：生活水平远超后世的“土豪”

历史上几大著名的盛世，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从基层人民的生活水平来看，汉代盛世时的富足程度，颇有看点。

孟子曾描绘过他所期望的理想的乡村生活状态——“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意思是，一个五口之家，拥有五亩大大田宅，周围种上桑树。五十岁以上的人都可以穿上带丝绸的高级衣服，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每顿都能吃上肉。

看上去似乎很普通，没有什么特别的。但要注意的是，这样的生活状态，是指所有人都拥有的，也就意味着，没有贫困乡、特困村，没有流浪汉、乞丐，所有人都在贫困线以上，这就非常不易了。

汉代的农村生活，不仅达到了孟子所描绘的蓝图，而且更进一步。例如，在《居延汉简》中，居延这个地方的农民生活状况是这样的。“有一个叫礼忠的人，他有500亩土地、1座宅院、3个奴婢，还有车辆和牲畜。”可就算是这般规模的家当，也还没有达到汉代“中产”的标准。

这种标准的 “中产阶级”，不仅远超明清时代，即使放到今天，都可以拿来作为“凡尔赛文学”的素材，大肆宣扬一番了。

02. “穿越者”王莽：葬送西汉的理想主义者

王莽被称为“穿越者”，主要原因有五。

一是土地国有化，禁止私下买卖土地。

二是施行计划经济，控制物价。当市场上的商品供过于求时，由政府低价买入，供不应求时再以合理价格卖出。

三是改革税收制度，创立“所得税”，从原本向土地或人头征税的传统，改为按收益征税。

四是废除奴隶制，号召“人人平等”。

五是鼓励科技进步，比如发明了游标卡尺，比西方整整早了一千多年。

这些政策，和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有着匪夷所思的相近之处。

不过，按史学上正统的说法，王莽并非穿越者，而是“复古者”，他希望回归到西周时期的井田制和礼制，回到那个简单的、平静的、有序的时代。

穿越也好，复古也罢，从根本上来看，王莽挑战的是皇权的权威。

儒家在西汉之初创立的理论，为皇室掌权提供了“执政合理性”，从而大大降低了统治成本，作为回报，皇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理论奉为国之正统。

王莽作为有理想有道德的好同志，并不待见这种将皇权搞特殊化的行为，他认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而不是皇帝这一家人的天下，皇帝宝座并非天授，而应是有德者居之。这恰恰是西汉之前，遵循西周礼制的那些儒生们的理想。

虽然王莽失败了，但几百年后的东汉末年，诸侯割据，三国乱世，一直到两晋乱局，五胡十六国的大撕裂时代，这段中国史上血腥而漫长的乱世，恰恰起源于“皇权天授”理念的崩溃。

王莽或许早就意识到以“皇权天授”为核心的执政合理性，一旦被成王败寇的战场铁律所摧毁，中国将面临史无前例的大浩劫，他希望早做准备，早做改革。可惜他失败了，这是儒家历史上唯一的一次重大的体制和经济改革。之后的两千多年，除了王安石变法，同样以失败告终外，体制内再无改革的勇气。

03. 东汉：中国古代社会风气最好的时代

王莽之后的东汉，在历史上显得平平无奇。除了一头一尾——光武帝刘秀的开国故事和与三国接轨的混乱的汉末时期，东汉往往会被置于历史的聚光灯之外。然而，这却是中国古代社会风气最好的时期，或许把“古代”二字去掉，依旧如此。

秦之后，社会风气有过两次大变化。

一是从秦亡汉兴到文景之治，随着战争的结束，政令较宽，人们不再讲究繁文缛节，而是更为崇尚义气，是为“任侠”。

二是汉武帝之后，独尊儒学，《诗》《书》进入学术和教育领域，“仁义礼智信”开始成为教育的重点。

到了东汉，刘秀大力推崇节操和道义，使社会风俗为之一变。光武帝后，明帝、章帝继续推进儒学经典教育，连皇帝的羽林军、虎贲军，都要求个个精通《孝经》。因此，东汉可谓人人都注重名节，讲究节操。

如今我们或许会认为儒学迂腐、古板，但儒家确是有过光辉时代的。儒家对于整个民族精气神的改造，对于社会风气的维系，东汉正是其巅峰之作。

东汉的儒生们，可谓是以身作则的典范，他们在生活上崇尚节俭，恪守节操，严格要求自己；在政治上也是理想严苛，用自己的道德标准去严格要求统治者。

可以说，东汉是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最美好的时代，他们靠经学立身，以仁义为标榜，起门阀，世代相传。

即使到了东汉末年，朝廷昏聩，政局动荡，民间大乱，儒生们仍旧“依仁蹈义，舍命不渝”。直到三国混战时期，仍有如诸葛武侯般的荣光屹立不倒。

然而，从整个历史进程来看，这或许是大乱来临之前的回光返照。三国之后，在东汉被奉为道德支柱的节操和道义被彻底抛弃，司马家靠着无底线的阴险权谋夺了天下，不仅自家后代遭到了反噬，也把整个国家和民族，拖入了血腥的浩劫之中。

04. 从西汉到三国：儒家的大起大落

儒家在汉武帝时期得到了“罢黜百家”的超级待遇，靠的并不仅仅是汉武帝这一个皇帝的力量。换言之，儒家不是被皇帝选中的，而是它所带有的特质，使得皇帝不得不与其合作。

最重要的一个特质，是对教育资源的垄断。

从先秦到秦汉，诸子百家中，儒家无疑是最为重视教育的，它有以孔子为标杆的教师形象，有以师生关系为核心的团体构建方式，也有以标准化的书籍为教材的教育体系，比如《诗》、《书》等，彼时的人们，只要想识字，就要读《诗经》，而一旦读了《诗经》，就必然会受到儒家意识形态的影响。

掌握在儒家手中的，是几乎所有的教育资源，和西周以来所有的制度传统，以及对这些传统的解释权。

因此，到了汉武帝时代，已经不是要不要选择儒家的问题了，而是只要想和知识集团合作，汉武帝就必须和掌握了教育资源的儒家合作。独尊儒术的结果，绝非董仲舒的个人魅力或是汉武帝一拍脑袋下的决定，而是儒家经营和积累了几百年的教育体系的成果的兑现。

儒家即使经历了东汉以后几百年的低潮，也能在隋唐新的大一统时代重振旗鼓。之所以儒家能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屹立不倒，是因为它始终与教育系统捆绑在一起，而教育系统又和选官系统捆绑在一起。这种捆绑直到20世纪初科举制被废除之后才被解除。

那么，儒家在东汉之后遭遇的低潮，又是什么原因呢？

教育体系仍旧没有问题，出问题的是顶层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的关键问题在于——皇权到底是凭什么来决定的？坐在皇帝宝座上的人，到底该是什么样的人？

春秋战国时，礼乐崩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皇权的合理性崩塌了。诸侯们从自封霸王，到直接自立为王，完全忽视了中央政权的权威，人们发现，原来要站到权力的顶峰，并不需要周王朝的认可，只要自己有足够的军队实力，就可以了。

这就是成王败寇的皇权逻辑，秦始皇扫灭六国和之后的楚汉争霸，新政权都是在刀光剑影中杀出来的。

前面提到过，汉初儒家为皇室创造的“皇权天授”的理论，以新的方式赋予了皇权的合理性。皇帝宝座不再通过暴力流血来决定，而是靠“天命”决定。董仲舒将儒家和阴阳家结合，创造出神秘主义历史观，作为皇权的意识形态基础。

这套理论最大的好处，是大大降低了皇权的执政成本，即使民间出现强大的武装力量，也会因为它没有“天命”的支持而缺乏执政的合理性，从而失去颠覆政权的能力。

同时，此理论也大大降低了皇权更迭的成本，比如王莽新朝承接西汉，曹丕承接东汉，都是以平稳过渡的方式实现的，而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暴力流血事件。

然而，这套理论最大的问题，是当人们意识到“皇权天授”这套“皇帝的新装”式理论的真实模样时，最根本的信仰就被动摇了。

当董卓这个不讲规则的粗野恶汉带兵闯进皇宫，将皇帝像下人一样使唤时，人们突然意识到，原来皇权实际上并没有被“天授”，皇帝仍然是个普通人，在武力的威胁下，“天命”毫无抵抗之力。

另一方面，东汉后期兴起的“清议”之风，是汉末人士用于批评政治，以天下为己任的体现，然而“清议”同时也对皇权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以儒家道德标准来批评政治的士大夫们，原本希望“反宦官不反皇帝”，可当士大夫们发现皇帝竟然站在宦官那一边时，这些原本对天授的皇权有着绝对信任，对政治有着坚定理想的知识分子们，立马就失去了信仰的支撑。这样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因为是儒家整套体系的“根”上出了问题。读书为了什么？从政为了什么？为国效命又为的是什么？所有的答案都失去了根基。

这个直接命中意识形态核心的打击，异常深远，三国时期知识分子的集体落魄，西晋时期玄学、清谈之风的兴起，放浪形骸风气的泛滥，都因此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