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寿寺》：王小波诗意世界的巅峰之作

在我们认识到王小波的睿智和深刻之前，往往会先被他的幽默和灵气吸引。

《万寿寺》写的真是太灵气了，随时都能感受到想象力的恣意蔓延，读到的好多段子，都会忍不住咧开嘴角，会心一笑。

这种举重若轻的戏谑和幽默，像是堂吉诃德式的，卡夫卡式的，卡尔维诺式的，又好像都不是，这就是王小波独有的。

《万寿寺》是《青铜时代》三部曲的收官之作。这套三部曲层层递进，就像是《三体》，读完前两部时已经觉得，“这都已经是那么完整的精美作品了，第三部还能怎么写呢？”谁能想到，刘慈欣在第三部《死神永生》里，竟然又把这套书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王小波也是类似，在《寻找无双》和《红拂夜奔》之后，王小波又在《万寿寺》里突破了自己。

从文本上来看，《万寿寺》用的是双线并行的叙事结构，这也是村上春树在《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的玩法。不同之处在于，村上书里的世界尽头和冷酷仙境，是两条不相干的平行线，直到结尾处才慢慢收拢合并；《万寿寺》里的现实和虚拟两条线，像是拧在一起的麻花，现实里的王二，可以随时进入薛嵩的故事线，又会在薛嵩世界的任意一个节点里，冷不丁地跳回到现实中来。

更有趣的是，薛嵩和红线的故事，并未设置一个连续的情节。每次进入这个故事，都会启动一个新的剧情，时间线是混乱的，死掉的人物会活过来，塔里的姑娘、红线和小妓女的人物形象会互相置换……这样的故事设定，是在向读者们展示“故事的无限可能性”，这是王小波向卡尔维诺的致敬。

王小波在《我的师承》一文中，毫不吝啬地向卡尔维诺奉上溢美之词。卡尔维诺在他的处女作《通向蜘蛛巢的小径》之后，就致力于开发小说叙述艺术的无限可能。与卡尔维诺不同的是，王小波试图将卡尔维诺在不同的小说里展示的“无限可能”，融入到《万寿寺》一本书，薛嵩和红线的一个故事里。

“无限可能”有着诸多的隐喻，其中之一是要说明，小说最重要的不再是故事和情节，而在于叙述本身。

谈到致敬，《万寿寺》全书的第一句更为直白：“莫迪亚诺在《暗店街》里写道：我的过去一片朦胧。”

《暗店街》写的是一个遭受了严重刺激而失忆的侦探，调查自己的身世，寻找过去的回忆，也以此寻找自我的故事。王小波借用了“寻找”的模式，但改变了寻找的目的。

莫迪亚诺说：“在生活中重要的不是未来，而是过去。”失去了过去的记忆，就会失去自我。王小波说的则是：“丧失了记忆又不自知，那才是人生最快乐的时光……”失去记忆不再是坏事，反而代表了过去的“无限可能”，“总想着自己丧失了记忆，才全然是坏事。”

这正是王小波的厉害之处，以相似性致敬喜爱的作家，又把独特性留给了自己。

随着薛嵩和红线故事的展开，阅读时可能会产生一种“眩晕感”。这个故事是非线性的，太跳跃了。

散尽家财的薛嵩带着雇佣兵远离长安，奔赴湘西的红土高坡，像是个堂吉诃德式的拓荒者。他会遇到什么，他想要做什么，都充满了不确定性。

在凤凰城寨，薛嵩遇到了有橄榄色身体的族长女儿红线，他决定要抢亲。除了有受虐倾向的红线外，他还遇到了一个常被殴打的小妓女，一个想害他的老妓女，一个千方百计想杀死他的刺客头目，还有个莫名其妙出现在塔楼中的女子。

老妓女和刺客一次又一次地刺杀失败，故事也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展开。每一次重新开始的故事总有这样那样的区别，而不是简单的循环往复。每一次的故事都会在薛嵩射杀了老妓女，挫败了刺客头目之后戛然而止。

在每一次戛然而止时，王小波会突然地把我们拽回到现实里，看着那个被困在万寿寺里，郁郁不得志的历史研究员王二。写的历史总是不合领导的心意，反复被退稿和批评。身边的表弟是个典型的功利主义者，不是同路人。想要追求性爱，妻子又是个沉闷的中年妇女，试图用写作来创造出可能性，又被妻子嫌弃。王二的现实世界，充满了束缚、沉闷和庸俗。

虚拟线和现实线的矛盾对立，并不是一开始存在的。长安城的薛嵩，与王二是“同构”的。离开长安奔赴湘西的薛嵩，仍旧是困惑的。这就像是《红拂夜奔》里逃出了洛阳的李靖和红拂，逃到了长安，又如何？长安不过是另一个洛阳罢了。这也是《红拂夜奔》最让人绝望的地方。

逃出了长安的薛嵩，来到凤凰古寨，凤凰古寨会不会变成另一个长安？

打破这个“异次元杀阵”式的悲剧循环的关键，在于《万寿寺》创造的“无限可能”的故事模式。

薛嵩傻乎乎的，那就重写一段；红线单女主的设置太单薄，那就来一对老妓女和小妓女；故事太沉闷，就来个女刺客；女刺客被红线杀了，那就再来个智力水平更高的刺客头目；刺杀一次失败了，那就再来一次更刺激的刺杀……

随着各种可能性的铺开，虚拟线和现实线的对立才逐渐立体起来。一个是充满无限可能的诗意的精神世界，一个是只有唯一确定性的庸俗的现实。

在这两条线的不断切换，和不断强化的对立感中，王小波想要表达的，也逐渐清晰了起来。

现实线是单一的、确定的、压抑的、庸俗的。虚拟线是多重可能的、不确定的、飞翔的、诗意的。

这两条线的差异是自然形成的，还是王小波刻意定义的？和我们的生活又有什么关系？

不妨回想一下我们的过去，那些记忆清晰的部分，是感动的更多，还是遗憾的更多？

过去那些不好的记忆，想到时会心痛，像有些原生家庭的痛苦，甚至会演化成性格里抑郁的部分。过去那些美好的回忆，回想起来会感到温暖，但又会因为那些温暖已经逝去，而有“往事不可追”的感慨。

过去的事都是已经确定了的，做错的选择无法改变，错过的机会不会再有，在这种没有可能性和想象力的时空里，有一种被束缚着，动弹无力的感觉。

莫迪亚诺的《暗店街》里侦探一直寻找着过去的回忆，费了老大劲终于找到时，却发现那段记忆是那么的惊悚，让人心碎。所以王小波并不喜欢过去，准确地来说，是不喜欢有着确定的记忆的过去。

同样的逻辑，现实线里的历史研究员王二，深深厌恶着历史。在它看来，历史疲惫、瘫软，而且面色焦黄，黄得就像那些陈旧的纸张一样。

“所谓老佛爷，不过是个黄脸老婆子。她之所以尊贵，是因为过去有一天有个男人，也就是皇帝本人，拖着一条射过精、疲软的鸡巴从她身上爬开。我们所说的就是历史，这根疲软的鸡巴，就是历史的脐带。”

研究确定性的历史的学院派，是被历史的脐带缠住的流派，因为缺乏想象力，也就没有了智慧，因为僵化，也就变得软弱。

学院派往往安于现状，与之相对的是自由派，也就是不能忍受现状的人。

学院派往往只有一个观点，对于确定的历史，只有一种解读的方法。这种“同一性”是可怕的，它扼杀了差异性。在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同一性”代表着媚俗，这和王小波所说的现实世界的“庸俗”，是同样的意思。在王小波看来，没有了差别的生活，也就没有了意思。

虚拟线里的老妓女是学院派的代表，她恪守着旧秩序，她想刺杀薛嵩，因为他想搞事儿在凤凰古寨建立新秩序。

小妓女则是自由派的代表，独立、热情、奔放，充满想象力。可是，这个小妓女却常常挨打。

“卡夫卡曾说：每一个障碍都能克服我。那个小妓女也说：这寨子里不管谁犯了错误，都是我挨打。”

薛嵩也常打小妓女的屁股。他真是个矛盾的人，明明对学院派深恶痛绝，却又爱抽打自由派的屁股。

这恰恰说明了，虚拟线的世界，也不全然是现实的反面。这个世界里同样有矛盾，只不过它比现实世界里多了一个东西，那就是可能性。在不断重启的故事里，新的可能不断地发生，这是自由派用来对抗学院派的唯一的机会。

这也是《万寿寺》在《红拂夜奔》的悲剧结尾之后，找到的新的对抗庸俗的方法——

“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

《红拂夜奔》想要挣脱的束缚，是四面高墙的城市，僵化的官僚体制，反智、无趣的人群。

《万寿寺》想要冲破的牢笼，是不再多样的可能性，是固化的历史和回忆，是虚伪和软弱。

当然，王小波还是那个擅长“扎心”的作者。

在故事的最后，薛嵩和红线都不知所终，我们也对老妓女和刺客头目是否成功一无所知。故事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不知所踪。

现实里的王二，并没有能力让这个“无限可能”的故事不断地继续下去。他终究要回到现实。当所有的记忆逐渐恢复，薛嵩、红线、老妓女、小妓女和刺客们，也随之远去。“当一切都无可挽回地沦为真实，我的故事就要结束了。”

“所谓真实，就是这样无可奈何地庸俗。”

王小波从不会让他的故事有个完美的结局，但我相信，他是笑着离开这个世界的。因为在他死后，一定还有无数个“诗意的世界”，等待着他的光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