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上）...帝王的牢笼 & 众生的困境

**（上）**帝王的牢笼

钱穆先生曾经说过：“现代中国大体是由明开始的。”

对明朝最初的印象，大多是锦衣卫的黑暗，太监的跋扈，袁崇焕的冤枉和封建体制的腐败。往后，会了解到崇祯的多疑狭隘，天启的极度昏庸，万历长期怠工的惊人懒惰，和嘉靖道士的不务正业。这些常识类的印象，和历史大体的原貌相距多远？

《明朝那些事儿》帮我们纠正了诸多对明的认识。比如崇祯的勤勉简朴，自律节制；袁崇焕并无孙承宗的战略高度，且缺乏基本的政治素养；天启并非昏庸，而是作为天生木匠的无奈；万历未曾全方位罢工，而只是刻意地远离朝堂；嘉靖则更是聪明绝顶，玩弄朝臣于股掌之上……当年明月此书，既有端正的史学三观，又有极强的可读性，只是由于着墨重点在于战争、政治斗争和历史人物，已无法再在体制、经济和治国方式上同样深挖。而《万历十五年》，通过一个微观的历史年份的选择，展现了一幅宏大的帝国图景，见微知著。万历的突然改变和他所作为的空前绝后，张居正的失败，大明帝国巨轮的说沉就沉，其背后的逻辑和内在深刻的原因，在黄仁宇先生的笔下渐次道来。

大权独揽…悲剧的缘起

自秦朝中央集权以来，历朝历代都在努力寻找能让本朝千秋万代的完美集权制度。每一个开国帝王都会思考，为什么之前所有朝代，短则几十年，长则两三百年，都逃不开崩盘的结局？如何破解“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轮回困局？朱元璋在开国之后，对这个问题思虑极深，他很完整地总结了导致过往朝代衰败的问题清单，并用极强的行动力，把清单上的每一项都狠狠划掉。

• 外戚干政，为祸汉唐。朱元璋限制外戚爵位和官职、后世历代皇后也几无出身大家族，在强力限制下，外戚从始至终没有进入过明朝的权力中心。
• 藩镇割据，颠覆盛唐。明朝的各地武官受文官节制，且有中央委派总督、巡抚不时督抚，地方势力难以做大，藩镇威胁不再。
• 对开国功臣的清理，几乎是开国的标准模式，赵匡胤温和，朱元璋狠辣，昔日战友大多无法善终，蓝玉案更是将大清洗上升到了血腥的程度。
• 宦官乱政，各朝均有先例，朱元璋对宦官强力打压，严加防范，明令太监不得干政，至于子孙们违背祖训，那是后话。
• 宰相专权，朱元璋的点评是：**“**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他做了历代皇帝都不敢做的事，将胡惟庸、李善长案掀起惊天血海，借机废除了宰相一职，试图把相权整合入皇权。
• 藩王作乱，汉晋为甚，犹如独立藩国。朱元璋沿用分封制，“以藩屏帝室”继续用藩王权力来巩卫中央，规定了严格的封藩制度，如拥兵不能超过三万。可惜被朱棣钻了“清君侧”的空子。但朱棣以后，以己为鉴，大力削藩，“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藩王从此成为专注享受生活而无力争天下的花瓶集团。

综上，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对皇权有威胁的因素，都被洪武大帝以铁血的手段所屏蔽。所有权力集于皇帝一身，彼时已无任何其他势力集团可抗衡。讽刺的是，如此大权独揽的制度设计，反而让自己的后代，成为了历朝历代里，权力最受限制，最没有自由，活得最憋屈的皇帝们。历史就是这么奇妙，借鉴旧时的经验，绕过前人跳过的所有火坑，反而跳进了一个更深的巨坑。朱元璋泉下有知，对于历史大神的戏弄，不知作何感想。

文官集团…畸变的权力巨兽

之前以为中国的权力结构是倒金字塔型，顶端是高高在上的，集行政权和宗教权于一体的至尊王位。实际上中国的顶层权力结构，从来不是那样简单，那儿不是一个孤独的王位，而是一个大型角斗场，而且是一个有多位选手同时在场混战的，以生命为赌注的残酷血腥的角斗场。自古以来，这个场子里，有权臣，有藩王，有外戚，有宦官，而皇帝只是选手中的一员。这个角斗场恐怖的地方在于，胜利者永远无法清场。不管之前多少胜负，场上始终会有若干名选手继续战斗。这种变态的规则的制定者，叫“历史”，这个规则背后的逻辑，叫“制衡”。

朱元璋选手，战斗力指数爆表，将场上对手迅速斩杀，并下了狠手，斩草除根。当他将空空的场地放心地交到后代手里时，明朝皇帝选手们惊讶地发现，老对手们的威胁虽已消失，但角斗场的变态规则还在无情地继续运转。一个从未出现过的强力选手，登台了。这位的名字，叫作文官集团。

读史有一个经验， 不管是人和事，都没有绝对的正义和邪恶，至善近伪，成王败寇。文官集团在历史上，却向来是以正面形象出现的，满腹经纶、大义凛然、刚正不阿、两袖清风。究其原因，类似于抗战时期，有记者从延安回来，向蒋夫人赞扬共产党人廉洁奉公、富于理想和献身精神。宋美龄的回答是：“如果你们讲的有关他们的话是真的，那我只能说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真正滋味。”

文官集团亦是如此。虽然权臣们一直活跃在权力中心，但大多或各自为战，或倚靠家族。只有在明朝，靠朱元璋帮忙扫清其他势力集团后，文官们才等到机会，以集团的形式，登上顶级权力的角斗场，向不可一世的皇权发起挑战。

万事分“阴”“阳”。登堂入室后，以往文官集团所隐藏的“阴”属性，开始放大。 何谓阴阳，申时行把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称为“阳”，而把人们不能告人的私欲称为“阴”，对文官集团来说，虽称公仆，实系主人；既有道德伦理，就有私心贪欲。 忠言逆耳，但逆耳的并非就是忠言；冒死谏言，但谏言的未必出自公心。

汉朝以后，历朝都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书”中的伦理作为主宰。 明朝以诗书作为立政的根本，其程度之深超过了以往的朝代。大多数文官饱读诗书，自然深知百世流芳之说，他们可以找到一个题目，宁可在御前犯不敬之罪，今日受刑，明日名扬史册。理想超然，死亦无惧，这是文官集团强大的必杀技。另一方面，宰相是撤销了，但没有一个皇帝能像朱元璋那样高强度工作，将宰相的活一肩挑，他们还得依靠文官们干活，他们的权威还得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面对这群既有文化，又能干活，既不怕死，又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对手，皇帝的胜机何在？

悲情万历…紫禁城的皇家囚徒

皇帝在明朝的定位是什么？职位的分工背后是体制，体制的背后是精神（价值观）。明朝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因此对于皇帝这个角色，大小臣僚期望他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

。于是，一登皇位，皇帝的全部言行就要符合道德的规范，他之被拘束是无限的，任何个性的表露都有可能被指责为逾越道德规范。 讽刺的是，道德规范的解释却属于文官。

万历十五年的突然转变，导致几十年不上朝的空前绝后，自然有其原因可循。首先，在张居正被清算之后，年轻的皇帝感到他对张居正的信任是一种不幸的历史错误，张先生言行不一，他满口节俭，但事实证明他的私生活极其奢侈。其次，经过张居正事件里各位文官们的表演，万历对各种告讦、争论和答辩已经不感兴趣，他对一切都取怀疑的态度。再次，万历已经比嘉靖更早地看穿了文官集团的实质。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文官。 攻击同行，可以是为了自己的升迁；诘难皇帝，可以是为了个人的名声。皇帝如以此责难，反而使他们达到了沽名买直的目的，而暴露了自己缺乏雍容的气度。万历皇帝，聪明敏感，性格上既有软弱消极的一面，也有固执坚持的一面。他既准确地预估到，自己以常规手段是无法和文官集团对抗的结局，因而早早地摆出了消极抵抗的姿态，他看透了这种斗争的真情实相，知道自己生气都属无效，莫若用“无为”的办法，对付所有的纠缠，因之他的消极也越来越彻底；与此同时，他也不甘心充当文官集团的工具，出于一种报复的意念，不愿意做任何事情使他的文官快意。 所以即使消极，他仍然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性格。“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好比《大唐双龙传》里寇仲刀法八式的起手式：“不攻”。这一招式一摆，就是一生。

再看万历的诸代先祖。弘治皇帝谦抑温和，听凭文官们的摆布，文臣们就称颂他为有道明君。正德皇帝亲身征战，心怀仁慈，却因为不羁爱自由， 试图摆脱文官集团的束缚，而死的不明不白，还在身后留下千古骂名。嘉靖皇帝聪明绝顶，试图以自己的高超的权谋之术驾驭文官，耍猴一生，最终却发现实际是自己在被臣下当猴耍。隆庆皇帝，平凡庸碌，只能像弘治一样，任文官们予取予求。强大的文官集团在和历代皇帝的交锋中牢牢占据了优势，对万历而言，他只能成为紫禁城中的一名不甘心的囚徒，无法取得胜利，是情理之中，没有放弃抵抗，却已然不易。

黄仁宇描述万历年轻时选定自己的陵寝时的这番话，读来倍感沉重：“富有诗意的哲学家说，生命不过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这里的地下玄宫，加上潮湿霉烂的丝织品和胶结的灯油所给人的感觉，却是无法冲破的凝固和窒息。几百年之后他带给人们最强烈的印象，仍然是命运的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