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下）...众生的困境

**（下）**众生的困境

如何对付文官集团

承接上篇书评，文官集团这么牛逼，为何没有千秋万代，一统江湖呢？很简单，因为对付文官集团，其实并不难。

第一种方法：破坏游戏规则，无视你的价值体系。你跟我动嘴谈道德，我跟你动手上大刑；你想咬牙坚持誓死不屈，我让你受尽折磨死无全尸；你想青史留名百世流芳，我让你毁尸灭迹无名可留。创造了这种来自不同维度的攻击大招的这位，名叫魏忠贤，他面对不可一世的文官集团，大获全胜。但胜利的副作用，是使明朝赖以为生的道德和精神支柱都彻底崩塌，以致于明帝国不得不为胜败两方陪葬。

第二种方法：继续遵守游戏规则，但将规则中“阴”的属性放大，并改造为帝王手中的武器。说白了，就是给文官集团创造更全方位的贪腐机会，使其因腐化而失去占据道德制高点的优势，皇帝可随时借此让挑战者身败名裂，还可以同时借反腐之名收获广大民众的支持。这种类似“钓鱼执法”的阴暗模式，在清雍正之后逐渐成型。其后，满清反腐口号不断，实际却越反越腐。文臣暗弱，再无与皇权一争长短之力。

张居正的败因

张居正无论是智商还是权谋，都属于最顶尖的那种人。此类人常有的弱点，是由于自身实在太牛，而太过于自信。这样的人，坚信凭自己的绝顶聪明，能解决世间最复杂的难题，内心装满了“坚持自我”、“爱拼就会赢”类的自嗨式鸡汤，对事实不肯作必要的让步，也不屑持谦虚谨慎的态度。

以张居正的洞察力，对文官集团的弊病早就有深刻的认识。他的十年新政，重点就是要改变文官机构的作风。然而，在形式上，他要求太过严厉。且以居高临下的态度，把所有的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凭个人标准升迁或贬黜，严重地威胁了文官们的安全感，以致抗拒横生。在理念上，他忽视了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没有理顺阴阳两面的根本逻辑，就急于以强硬的态度消灭“阴”面，以至于遭到了“阴”面的强烈反噬。在根源上，他低估了文官集团问题的严重性。他的整套维新，都是局部的整顿和技术层面的改造，而非体制上的变革。短暂的见效过后，副作用起，这一大国家隐藏的各类积弊，都被彻底暴露，纠纷四起，矛盾激化，却又无计可施。

除此之外，张居正性格上的缺陷也被当时的历史情境所放大。王世贞在《张公居正传》里评价张公虚伪矫饰而天性刻薄，倒也无可辩驳。一方面以道德上限要求皇帝和文官们的品行，一方面自我要求却无下限，三十二人合抬且自带厨卫间的巨无霸轿子，颇有梅威瑟炫富的风格。如此反差，没有皇帝不会愤怒。以张居正的大才，犯下这样的低级错误，说到底，还是自视太高，才会无所顾忌吧。

申时行的转圜

张居正和申时行，就好比打街霸的两种风格，一种是各式炫酷的连招和必杀技，满屏的五光十色亮瞎眼；一种是低调防守，看似一直被憋屈地挨打，实际反击中单调的拳和腿，却让对手掉血更快。申时行的这十年，看似什么都没做，实际他的作为，是在为大明帝国“续命”。如果没有申时行，明朝基本会重蹈北宋王安石变法失败后的覆辙，加速灭亡。

与张居正相比，申时行的可贵之处在于：审时度势，量力而行。他对文官集团阴阳双重性的理解更为深刻，并认识到，调和阴阳是一件不仅复杂，而且超出所有人能力范围的工作。 申时行所设的目标，不再是改天换地、力挽狂澜，而是“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他明白即使是这样的标准，也已绝非易事。申时行用恕道待人，又鼓励诚信，期望各人能自发地各尽其能地补救罅隙，与张居正整饬纪律，实际是强迫要求个人保证不生罅隙相比，在当时的情势下，无疑更能现实地发挥作用。

申时行被低估的能力，在万历与朝臣常年的对抗——立储事件中，更是不得不发挥至极致。可惜彼时东林党已见雏形，朝堂之上再无转圜之余地。剑拔弩张的亡国气息已扑面而来，大厦将倾，再非人力可支。

海瑞的图腾

海瑞是个很有争议的人，既有人将其捧为道德圣人，也有人贬斥其迂腐古板危害不浅。这里不对海瑞个人做评价，也不提五十多年前围绕《海瑞罢官》的一系列大风波，只对海瑞这个人物所代表的历史意义感言几句。

海瑞的象征意义，在于让人们清楚地看到，当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被发挥到极致之时，对当时的国家和会起到的是什么样的作用。我们看到，海瑞各种看似古怪的行为背后，实际是力图恢复洪武帝制的大原则。洪武帝的治国理念，是打击官僚、缙绅、地方等高级人士，使全国成了一个以自耕农为基础的农业社会。在广大农村中，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善”和“恶”，而不是“合法”或“非法”。落到实际操作中，私人财产的所有权被让位于维系伦理纲常的需要，合资贸易、违背契约、负债、破产等等，都被看成私人之间的事情而与公众福利无关。纠纷的判决无法从事实出发，而混杂了旧习、出身、动机等各种道德审判的因素。尤其是人权和产权方面的诉讼，廉洁奉公如海瑞，也决没有可能做到公正，甚至会因为对道德因素的倾向性更强，而做出与事实背离更远的判决。另一方面，司法从属于行政，因而法律的公正性又受到政府的统治需要保持一元化的干扰。

以上弊端，在今日所谓的法制社会中依然随处可见。道德绑架法律，司法从属行政，辩论时不论事实而诛心论动机……积弊之深，不知多少代人才能改变。

以海瑞为镜，在明朝当时的情势下，个人道德之长，完全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即使有教养的读书人们都拥有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它的实际作用也至为微薄。在体制的钳制下，读圣贤书者，都无能为力。

戚继光的两面性

大众对戚继光的印象，大多停留在抗击倭寇上。在民族英雄形象的另一面，《明史》本传把他和俞大猷比较，说他“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人”，用委婉的措辞点出了戚继光的不廉洁。对此，我倾向于同意黄仁宇的观点：“我们的帝国不允许也没有能力作全面的改革，只好寻找出一种妥协的办法来作部分的修补。戚继光的天才，在于他看准了妥协之无法避免；而他的成功，也在于他善于在技术上调和各式各样的矛盾。”而且，戚继光并没有把这些人事上的才能当成投机取巧和升官发财的本钱，而只是作为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戚继光的两面性，并不同于文官集团的阴阳双重性格。这种程度的潜规则，也并未胁迫道德而与法律起深刻的冲突。因此。戚继光的不廉洁，是事实，但也无力苛责。

从军事的角度，明初三大营，可以说代表了军事科技水平的巅峰状态，此后几乎再无发展，直到清末，退化为纯冷兵器水平。这其中的原因，在于“现代化的技术和古老的社会组织断然不能相容，要不是新的技术推动社会组织趋于精确和严密，那就是松散的社会组织扼杀新的技术，二者必居其一。”很可惜，明清两朝，都属后者。而戚继光，是在这样的艰难大环境下，靠着自己的才智和创造力，硬生生地将军队的战斗力，从农村民兵的水平，提升到碾压日本武术高手群的高度。戚继光的鸳鸯阵，和李成梁的辽东铁骑，代表军事科技水平的局限下，步兵和骑兵的最高战力，甚是向往。

李贽的破和立

李贽这一段，在不了解基本明史的读者看来会不知所云。实际李贽是王阳明心学的各大门派中“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王阳明的心学博大精深，即使是他的嫡传弟子，也无法尽悟师父的本意，因此出现了传承心学的各大门派的分裂和异化。泰州学派，是其中的激进派。李贽的问题，在于他长于“破”而弱于“立”，起到了较大的破坏作用，却无法在建设上建立寸功。由于这个话题涉及到新老哲学观的冲突，及朱熹和王阳明的是非长短，过于复杂，先不深究。大体而言，如黄仁宇所说：“李贽和他同时代的人物所遇到的困境，则是当时政府的施政方针和个人的行动完全凭借道德的指导，而它的标准又过于僵化，过于保守，过于简单，过于肤浅，和社会的实际发展不能适应。”

众生的困境

公元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

在这一年，明帝国的众生，都已陷入了各自的困境。困境的根本，在于整个帝国的本质，这一点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里也有提到过，是一个形象的比喻：“潜水艇夹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其中三个基本的组织原则，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及法治和人权，也没有一个可以改造利用。陷落在这样的世界里， 各人的挣扎都是徒劳，这就是体制的力量，也是历史的规律。